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坖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朱翊钧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
然而，这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朱翊钧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这个太监，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朱载坖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朱翊钧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 ，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
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
而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朱翊钧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朱载坖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朱翊钧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
朱翊钧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将高拱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搞走高拱后，朱翊钧发现，张居正大权独揽，成了第二个高拱。
朱翊钧是坚决不允许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可是，张居正势力强大，因为太后和冯宝都是他的人，所以，朱翊钧想搞倒他，没有那么容易。
朱翊钧只得学习张居正搞高拱一样，暂时忍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