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深知，在给予严厉打击的同时，也需要适时地给予1些甜头。面对菲利普，他决定在最后1刻改变主意。而菲利普也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急切地表示：“是的！当然！帕夏大人！我发誓我会忠诚地为您工作！”
不出所料，这1承诺立刻点燃了菲利普的热情，他甚至决定为此辞去现有的职务。然而，这种热情并未能持续多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菲利普将亚历山大的条件告知王室成员时，他的热情很快便遭到了现实的打击。亚历山大的条件在王室中引起了巨大的紧张，尤其是他的小妹妹，她因未能获得期望的地位而大发雷霆，对姐姐的嫉妒更是让她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
而菲利普的母亲最初也对亚历山大的条件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不！如果我们注定要死，那就让我们死得痛快些。那总比永恒的诅咒要好！”她的尖叫声中充满了对信仰被强行改变的愤怒。然而，在菲利普的耐心劝说下，她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这1现实。而压垮骆驼的最后1根稻草，便是菲利普的那句话：“帕夏威胁说，如果你不默许母亲，他就会拒绝治疗父亲！他并不是来这里做慈善的。请你再重新考虑1下吧！”
为了说服母亲，菲利普不惜撒下弥天大谎。他知道，如果告诉她亚历山大最初的提议——即由他或伯里克利代替她担任这个职位，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帕提亚夫人的信仰是如此坚定。菲利普深知，唯1能让她动摇的，便是对丈夫珀尔修斯的爱。那天，当女王第1次听到亚历山大的“恶心”威胁时，她浑身颤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但最终，她还是点了点头，默许了这1切。
然而，当涉及到菲利普的叔叔和表兄弟的事情时，他却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鼓起勇气去告诉他们他们的命运。他仿佛被1种深深的羞耻感所笼罩，甚至不敢面对他们的脸庞。于是，菲利普决定跳过这次谈话，打算等自己签署完条约之后再让对方知晓！
最终，在阿哈德尼亚王朝历371年6月下旬的1个日子里，菲利普与提比亚斯王室和赞赞之间的条约正式签署。这距离亚历山大接管赞赞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条约的条款与先前亚历山大和菲利普讨论的相差无几，只是进行了1些细微的调整。
王室决定将40%的财产移交给亚历山大作为他的个人土地，而作为回报，王室将保留大部分剩余的现金、黄金和其他私人贵重物品。条约还明确规定了菲利普的统治范围，详细列举了他在该领土内所享有的权力。
这些权力几乎涵盖了他以前所拥有的1切，除了征召军队、铸造货币或通过新的经济和军事法律的能力。这实际上限制了菲利普随意改变税率或制定新税率的行为，以及他发布命令征收新税以组建军队的权力。如果菲利普想要这样做，他们同意他需要先向赞赞帕夏提交正式请求并获得他的批准。而这，便是他身上的唯1枷锁。
至于民事法律方面，如谋杀、偷窃、盗窃等犯罪的处罚、夜间宵禁的时间、继承法律、对乱扔垃圾的罚款以及管理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规定，大部分都由菲利普自行决定。对于1个曾经失败的王子来说，这似乎是1种巨大的权力。
确实如此。然而，亚历山大之所以赋予菲利普如此大的权力，也是出于无奈之举。他任命菲利普为这片土地的首领，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因为他缺乏必要的机制来从家乡统治如此广阔的领土。在当时的技术和通讯条件下，菲利普确实需要这些法律工具才能正常运作。
毕竟，事事都向赞赞询问，实在显得不切实际，琐碎至极。更何况，亚历山大身处其中，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逐1审查这个人可能涉足的每1件细微之事，即便他真有心如此。因此，亚历山大明智地选择了遏制菲利普手中更为危险的权力，同时确保他仍握有处理诉讼的有用工具。这也是他让菲利普保留大部分权力的原因之1。
另1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发现提比亚斯的法律体系实际上远胜于赞赞自己那套陈旧的法律。
提比亚斯的法律涵盖的主题更为深入和广泛，他没有理由去改变或修改它。举例来说，提比亚斯的法律中明确提到了女性的地位，有两条法律条款格外引人注目：“在葬礼上，妇女不得划伤脸部，或用指甲撕破脸颊；亦不得大声哭泣，哀悼死者。”更为关键的是，“女性继承人即便已达成年，亦应受到监护，但女祭司不在此列。”是的，提比亚斯法实际上为妇女在法律和社会上的地位划定了界限。
尽管这种监护类似于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并不光彩，但相较赞赞法律中对妇女的描述，已算是1大进步。在赞赞的法律中，妇女被视为类似于房地产或财产的存在，被冷酷地以“所有权”和“占有”这样的术语来定义。
这只是提比亚斯更为进步的法律体系中的冰山1角。该国还制定了详尽且先进的商业行为法律，如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合格产品侵害的法规，对生产劣质产品的商人进行惩处；雇佣地方官员负责抓捕此类不法之徒；以及对利率的明确限制，防止高利贷者过度盘剥。相较之下，赞赞在这方面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
更为值得1提的是，亚历山大的首都之前似乎并未有明确的版权保护制度，而在提比亚斯，某些特定的个人被授予了创造和展示其祖先图像的专有权，尽管这种特权仅限于那些权势滔天且富甲1方的个人。这1切都令亚历山大印象深刻。
在翻阅提比亚斯法律目录的过程中，亚历山大还发现了1些颇为奇特且有趣的法律条款。例如，其中1条规定，居住在2楼或更高楼层的居民，在将垃圾扔至街上时，必须大声呼喊：“下面有人吗？”朝着下方的街道，并等待1段时间以确保无人经过。
亚历山大对此不禁莞尔。他自然能理解这1法规的初衷，因为那些古老的街道阴暗潮湿、狭窄逼仄，即使在白昼，也难以察觉行人的踪迹。因此，这种“声音警报”旨在提醒路人避开危险。然而，亚历山大怀疑其实际效果。执行这样的规定几乎无从下手，人们或许会因为不耐烦而忽视它。更何况，考虑到这些古老街道的拥挤程度，任何这样的呼喊声都可能被周围的建筑所扭曲，从而失去其原本的意义。
尽管如此，即便这样的法律有其局限性，它也凸显了提比亚斯王室对其人民生活细节的关注和照顾，这是赞赞所缺乏的。亚历山大对于事态的演变感到困惑，除了归咎于前任帕夏·穆阿兹的无能之外，他也认为治理风格的差异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