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盛太祖而言要他相信这些官吏单纯是为了提升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楚歌也不信。
就像现在的官员如果提出了一个能提升效率、但明显有着很大可操作空间的说法普通人会觉得他们是为了提升效率还是为了给自己权力寻租？
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件事情要从严从重处理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不处理那么大盛朝后期遇到的严重财政问题可能到前中期就要出现了。
毕竟捞钱的时候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的。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狠杀一批人或许还能暂时刹住这个歪风邪气、让它扩散得慢一点；可如果刚开始就无视、纵容、默许那再过几十年还不知道这些官吏能凿出多大的空间。
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
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
空印桉之后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这样一来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空印桉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
总之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但一系列改革下来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
“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强行改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
“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耗羡归公’。”
想到这里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桉件的处置方式。
掌印的官员处死、副印官杖责流放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
而后定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
也就是说因为实物税的损失出现“耗羡”是必然的。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要有一个固定比例。
这样一来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到户部核验。
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即可视为耗羡。进入户部时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正常入库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同样也要上交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
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要说明缘由。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天降大雨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
当然楚歌也很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桉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桉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桉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script type="bccb506dc4648c0c14f8bf5b-text/javascript">show_htm3();</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