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在赵昺前世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只是因为在一篇奇趣文中谈起被吓死的皇帝中，提到过其还未继位就被自己的爹给吓死了，因而真金在他脑子中就是这么一个怯懦的印象。但是到了这个世界，真金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自然进入了自己的视线，而他也发现这孩子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忽必烈共有十多个儿子，长子早卒，因此视真金为长子，其又为察必皇后所生，占长又占嫡，若是在中原皇朝就是天然的继承者，不过在蒙古就不一定了。而其命好，彼时尚未继承汗位的忽必烈正跟一群汉儒打得火热，其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搜罗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便把真金的教育交给汉儒姚枢，并命勋臣后代土木各儿等为伴读。姚枢等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并以《孝经》作为启蒙课本教授真金。后姚枢随其征大理，便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第二位老师同时命刘秉忠之弟子王恂为真金的伴读。王恂长期侍奉真金，经常灌输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乱的道理。
忽必烈即位的次年，敕封十七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统四年建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实际上真金只是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了王恂。由此可见真金在年轻的时候受汉儒的影响之深和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便欲对蒙古传统的汗位忽里台大会推举制继承制度进行改革，以求千秋万代汗位永远出自自家。于是心领神会的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
在至元十年二月忽必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了册封仪式。册文中虽然标榜册封皇太子是成吉思汗遗训，但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汗位继承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汉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为真金设立了“宫师府”，择儒臣为官属，而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汉文化，其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
平定江南之后，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再加上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相继去世，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汉臣们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完成护送八思巴进藏任务，刚刚回到大都的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指使其利用斋蘸之的机会，向忽必烈建议让太子参与朝政，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
此事即应天命，又应人意，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而真金上台后俨然就成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至元十七年，有人提议出身南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真金知道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之构想，他便准奏实行，并有意让畏兀儿儒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但在阿合马的阻挠及汉臣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不久廉希宪病重，真金派杨吉丁探望，廉希宪遗言铲除“误国害民之大者”，即暗示除掉阿合马。当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弹劾阿合马一党贪虐不法，被阿合马迫害致死，真金在宫中吃饭，听到这一消息后丢下筷子，十分悲痛，并连忙派人制止，结果崔斌已经死亡。
赵昺以为这件事导致元廷理财派和儒臣派的暗中对抗转为了生死之斗，从而诱发了阿哈玛遇刺事件的发生。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汉人王著、高和尚刺杀。当时真金虽然与忽必烈一同在上都，但他认为真金仍然难逃干系，阿哈玛毕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大臣，真金即便没有明令制裁，也必定默许了此次刺杀行动，否则谁敢当着众臣的面，拿锤子将阿哈玛活活砸死啊！
事后忽必烈震怒，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阿合马死后，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告知其大胆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自己做他的后盾。与此同时又大量起用汉儒以为后盾，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徐琰为左司郎中，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东平的马绍，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
赵昺一直抗拒儒士们的教导，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们‘教坏’了，因为他懂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这些士人做事有激情，有担当不假。但是也太过理想化，行事往往不切实际，且十分偏激，看人看事都是非白即黑。而到了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导致错失良机。
这个时期正是察必皇后病逝，忽必烈陷入消沉中，酗酒无度，对政务倦怠，按说正是他们儒法派借机培植实力，闷声发财的机会。实际上真金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众人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这么几项重大任务：一、查处阿合马的罪行，籍没阿合马家财；二、起用汉人旧臣；三、改善吏治。
见其这么做，赵昺都替真金着急，阿哈玛已经死了，又何必急着‘鞭尸’，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欲证明阿哈玛错了呢？如此虽然抄了些家财，也让忽必烈将阿哈玛从坟里刨出来剁碎了喂狗，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分。他分析忽必烈如此愤怒，多半不是因为气自己眼瞎，而是怪自己的儿子太不懂事，从而以此泄愤，同时表达自己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