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舡往来，列队停靠民港。转运三韩家小。
待与各自家人团聚，便又将乘船出海，前往长芦、长汀二县定居。
据上计署统计。每日约有万人往来转运。泉州港内庸户，更突破十万人。此十万人，并非固定。而是等待转运的三韩民众，淤积所致。旧人未走，新人又来。日渐增多。
与安置流民类似。城内各处临时安置点内，皆设有属吏、医官、博士、队率等，建制齐全的蓟国吏治体系。与之相匹配。
换言之，蓟国安置流民，从不是顺其自然。出发之前，甚至早在临时营地时，便经过细致的民情梳理与划分。
匹配有与之相当的大汉吏治体系：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分设伍长、什长。百家一里，设里魁，里吏有父老、什长、杜宰、里监门等。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亭侯、亭佐、亭父、求盗等。十亭为一乡，乡置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另设乡佐，协助收税。其中，还有蓟国独有的衢、坊二级。
类似里、亭的层级划分，多为线性。试想，在一条蜿蜒的道路沿线，分散着大大小小的聚落。然，当蓟国撤村并邑，方圆数十里内的乡民，皆居于城内时。便从线性的“里”，扩成了面性的“衢”。里道，也扩成为四通八达的街道。
于是。“坊”，应运而生。坊，“土、方”也。或可释义为“方圆之土”。具有面性的含义。与“衢”字类似。
至于是“长”还是“令”。皆与治下“在籍人口”息息相关。
吏治组成，亦是正副相佐，汉夷相辅。
辰韩、弁辰二国臣智及以下，俭侧，樊，杀奚、邑借等大小头目，归顺降服后，就地转化成汉官。或为里长、或为亭长，以此类推。与汉人长吏，协同管理治下盐户。各自旧习，皆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然凡与《汉律》相悖的蛮荒遗存，则被悉数剔除。
蓟王威信天下。大汉赫赫煌煌。代表着一切美好与高级。被驯服的岛夷，欣然接受。无半分迟疑。
话说。以半岛的文明等级，便是贵为一国之主的臣智，又能有多少利益可言。不过是三瓜两枣而已。成为蓟国官吏，坐享千石官俸。蓟钱购买力是何等强悍。蓟国民生是何等绚烂。毋需多言。
正如。对钟羌而言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昆冈美玉。却在帝国趋之若鹜，乃至一器难求。越高等的文明，越能彰显人、物的“附加价值”。换言之，乃是除去“实用性”之外的“附加属性”。
此与饱暖思淫，同义。
一言蔽之。时下，做一个半岛国主，远不如做一名大汉高官。人生“溢价”，堪称云泥之别。
《后汉书百官志五》:“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皆“赐印”。
如：“汉辰韩邑长”、“汉归义韩长”。前为镏金印，后为铜印。皆“方印驼钮”。印上骆驼，造型取“曲肢跪式”。以示“归顺、臣服”之寓意。
自秦统一六国，华夏文明一骑绝尘。两汉时，更遥遥领先。异族相继归附，汉庭为示怀柔，多封以王、侯爵位，并赐印绶。对一些没有归附，甚至处于敌对状态的异族，为达笼络目的，往往亦会赐印。即便是与大汉敌对的番邦异族，对汉庭的赐印，亦极为看重。
因而，自前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赐印制度”，后世相沿成俗。赐印制度，亦是汉庭对番邦实施“羁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时《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后应用于对外事务，而衍生出“羁縻（ji mi）外交”这一概念。
“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服务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安全诉求。又通过两汉“大外交”实践，逐步成熟完善。终成一套被时下广泛认可的外交体系。班固撰写《汉书》时，在论及汉匈关系时多次运用“羁縻”一词。并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将“对匈外交”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羁縻之术”，遂成贯穿两汉四百年对外邦交的重要方针，与“守中治边”的大国策，相辅相成。
凡有蛮夷向华夏趋同，便是所谓“向化”。亦是蓟王口中的“汉化”。
得大汉赐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认可”的重要见证。
换言之，只有得到大汉的赐印，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国人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