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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增益人生(1 / 2)


大舡往来,列队停靠民港。转运三韩家小。

待与各自家人团聚,便又将乘船出海,前往长芦、长汀二县定居。

据上计署统计。每日约有万人往来转运。泉州港内庸户,更突破十万人。此十万人,并非固定。而是等待转运的三韩民众,淤积所致。旧人未走,新人又来。日渐增多。

与安置流民类似。城内各处临时安置点内,皆设有属吏、医官、博士、队率等,建制齐全的蓟国吏治体系。与之相匹配。

换言之,蓟国安置流民,从不是顺其自然。出发之前,甚至早在临时营地时,便经过细致的民情梳理与划分。

匹配有与之相当的大汉吏治体系: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分设伍长、什长。百家一里,设里魁,里吏有父老、什长、杜宰、里监门等。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亭侯、亭佐、亭父、求盗等。十亭为一乡,乡置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另设乡佐,协助收税。其中,还有蓟国独有的衢、坊二级。

类似里、亭的层级划分,多为线性。试想,在一条蜿蜒的道路沿线,分散着大大小小的聚落。然,当蓟国撤村并邑,方圆数十里内的乡民,皆居于城内时。便从线性的“里”,扩成了面性的“衢”。里道,也扩成为四通八达的街道。

于是。“坊”,应运而生。坊,“土、方”也。或可释义为“方圆之土”。具有面性的含义。与“衢”字类似。

至于是“长”还是“令”。皆与治下“在籍人口”息息相关。

吏治组成,亦是正副相佐,汉夷相辅。

辰韩、弁辰二国臣智及以下,俭侧,樊,杀奚、邑借等大小头目,归顺降服后,就地转化成汉官。或为里长、或为亭长,以此类推。与汉人长吏,协同管理治下盐户。各自旧习,皆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然凡与《汉律》相悖的蛮荒遗存,则被悉数剔除。

蓟王威信天下。大汉赫赫煌煌。代表着一切美好与高级。被驯服的岛夷,欣然接受。无半分迟疑。

话说。以半岛的文明等级,便是贵为一国之主的臣智,又能有多少利益可言。不过是三瓜两枣而已。成为蓟国官吏,坐享千石官俸。蓟钱购买力是何等强悍。蓟国民生是何等绚烂。毋需多言。

正如。对钟羌而言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昆冈美玉。却在帝国趋之若鹜,乃至一器难求。越高等的文明,越能彰显人、物的“附加价值”。换言之,乃是除去“实用性”之外的“附加属性”。

此与饱暖思淫,同义。

一言蔽之。时下,做一个半岛国主,远不如做一名大汉高官。人生“溢价”,堪称云泥之别。

《后汉书百官志五》:“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皆“赐印”。

如:“汉辰韩邑长”、“汉归义韩长”。前为镏金印,后为铜印。皆“方印驼钮”。印上骆驼,造型取“曲肢跪式”。以示“归顺、臣服”之寓意。

自秦统一六国,华夏文明一骑绝尘。两汉时,更遥遥领先。异族相继归附,汉庭为示怀柔,多封以王、侯爵位,并赐印绶。对一些没有归附,甚至处于敌对状态的异族,为达笼络目的,往往亦会赐印。即便是与大汉敌对的番邦异族,对汉庭的赐印,亦极为看重。

因而,自前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赐印制度”,后世相沿成俗。赐印制度,亦是汉庭对番邦实施“羁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时《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后应用于对外事务,而衍生出“羁縻(ji mi)外交”这一概念。

“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服务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安全诉求。又通过两汉“大外交”实践,逐步成熟完善。终成一套被时下广泛认可的外交体系。班固撰写《汉书》时,在论及汉匈关系时多次运用“羁縻”一词。并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将“对匈外交”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羁縻之术”,遂成贯穿两汉四百年对外邦交的重要方针,与“守中治边”的大国策,相辅相成。

凡有蛮夷向华夏趋同,便是所谓“向化”。亦是蓟王口中的“汉化”。

得大汉赐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认可”的重要见证。

换言之,只有得到大汉的赐印,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国人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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