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突然传来低沉的炮声。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跑到阳台上，隔着浅蓝色的玻璃仰望黑压压的天空。
突然想起，这是老家特有的放炮驱散云层，为了防止雷电事故的奇怪操作。
大学离家三年多，我只在今年陪家人过了清明节。
还记得刚刚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朋友圈被医学生同学的买口罩警告刷屏了。那时候钟老还未逆行至武汉，新闻也未报到“人传人”的事实。我放下手机，告诉准备出门的妈妈买口罩。妈妈皱着眉头，不赖烦地挥了挥手。
“一天瞎看些啥呢？什么是新冠肺？”
后来，事情朝着一个无法预料的方向奔去，我在网店买的口罩全部被调配到了抗疫一线。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时不时会谈论起这个问题“几个月前谁能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是啊，谁能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我的未来在哪里呢？四个月前的12月19日，我信心满满地收拾文具和准考证，认为四个月后的自己，会安心在家中等着研究生率取通知书。
可是，为什么我会在最重要的一堂考试中颤抖，那些试卷上清晰的文字，串在一起就无法将含义传递到大脑？老天是眷顾我的，我坐在时钟的最前面，监考老师温和耐心，在我发抖时，一束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了我的背上。
我的身体暖洋洋的，但是心里冷得发颤。
我明白，我被淘汰了。就像决定考研时老师告诉我的那句话，“这是一个选拔性考试，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有学上，注意是有学上。你有什么理由成为分子而不是分母？是比别人复习时间长？还是比别人聪明？”
我呀，就是那个既不聪明，心理素质还极差的分母。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大考中掉链子了。曾今的高考，我也心脏如擂鼓一般，力道几乎要折断我的肋骨。
考完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亢奋和平静。一个人去自习室抱走那些写得满满当当的试卷和书本，然后笑嘻嘻地跟室友说。
“重在参与。”
微信不断弹出小红点，我一条一条回复朋友和长辈的关心，告诉他们“感觉不太好，可能没希望了”，然后加上一个哭笑的小人头。
考完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吃了最喜欢的串串，在商业圈嘻嘻哈哈的溜达，仿佛要把几个月想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回到寝室后，我接到了叔叔的电话。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就说了心里面难受是正常的，但是后果不是不可挽回的，等成绩出来了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叔叔的语气小心翼翼的，可能怕我情绪崩溃。
叔叔是唯一一个全程关注我备考的人。
他知道我为了数学愁得晚上睡不着觉，知道我每天趁着练车的间隙背单词，知道我暑假因为自己学校修建的原因，独自一人去陌生的大学租房子备考。
挂了电话我情绪一下就绷不住了，本来想倾诉，看了一眼室友，感觉没什么好说的。世界上能理解你的痛苦的人，太少了，也太珍贵了。在哭出来之前，我悄悄爬上了自己的床，拉上床帘。
这是我第二次在寝室流泪，第一次是刚刚入学时在学生会受了委屈。
室友问我吃不吃砂糖橘，我不敢开口，害怕她们察觉到不对劲。
有人在床底下“哐哐”砸着床架，轻声问“你是不是哭了？”
第二天的朝阳照常升起，一切好像都还一样。
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暑假遇到的那些可爱的人。
刚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我，遮遮掩掩地拿着亲戚的教师卡，假装自己是本校的学生。最开始，每天只说三句话。
“叔叔我要两块钱的豇豆包子！”“阿姨我要这个菜！”“房东嬢嬢我回来了！”
我每天六点十分起床，在路上买两块钱的包子，然后准时在六点四十来到图书馆排队。把书包或雨伞放在地上，和前一个人的保持相等距离，然后拿出恋恋有词，占一个为数不多的凳子，开始早读。
我每天都是前十个到的，因为我喜欢一个靠空调的位置。每天的前十里面总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我没和他们交谈过，但是彼此视线相遇时，总会默契一笑。
开门的大爷总是会提前到来，每次的理由都不一样。有时说我们读书的声音太吵了，有时说天气太热，有时说下雨会淋到我们。我很喜欢他，每次他交代什么，我都会认真地回答“好！”，即使其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那个靠空调的位置，我一共坐了五十二天，没缺席过一次。
刚开始，身边的人总是换来换去，后来桌子的人固定了，我有了一群研友。他们都是考计算机的，每次看他们交流专业课，我都会庆幸自己没有选计算机专业。对了，他们都以为我是本校的，因为我似乎对学校周围和食堂的好吃的非常熟悉，甚至还能带他们去吃。
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有错觉，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他们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会将校网借给我，会免费给我资料，会帮我打开水，会耐心告诉我英语的技巧和经验。
后来我小心翼翼告诉他们我是来鸠占鹊巢的，没有微博热搜上那种被抢占资源后让我胆颤的批评，他们说学校自习室很充裕的，其实每年有很多外来的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