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回来当晚，我老妈到是主动问了她一句，不过我没搭腔。这之后，俩人没再说过一句话。
回来的第二天，我出门带艾尼去宠物医院打了两针疫苗，一针狂犬和一针八联传染病的。
又去菜市场买了一根玉米、一根黄瓜、一根白萝卜，打算这两天就吃这些。
然后把家里剩余的两颗苹果、一颗娃娃菜、一袋真空后从老家带上来的麻辣兔，以及老妈的好朋友王阿姨上上周来我家吃饭，买的那盒小蛋糕给解决了。
周一出门后，一直到周四，我都没再出门。
昨天下午突然想起，我过年那几天下单买的手机钢化膜，还在快递那儿。那时大家都还没预料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于是我就寄到了校区。
后来，疫情蔓延，我工作的课外培训机构现在还无法复工，只能是在家办公状态，且复工仍遥遥无期。我才打电话给快递员，沟通好今天下午去校区门卫处取快递。
不然，也许我还不会出门。
第一天，我早上起来蒸个鸡蛋、吃两个小蛋糕，中午吃小半碗麻辣兔、和一碗娃娃菜，晚上吃一根切片后，下水煮熟的白萝卜和一颗苹果。
如果还饿，就补充少量我老爸从老家背上来的“干粮”，第二天、第三天，以此类推。
同时结合前年毕业的时候，从学校寝室搬出来的小彭同学的瑜伽垫、哑铃，我自己买的指压板，和从工作校区带回来的转转盘，还有去年减肥时老姐推荐的五个减小肚腩的瑜伽动作，来进行强身健体，俗称“减肥”的锻炼。
体重到真是从减肥前称的126.4g，变成了121.4g。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因为我的体重从来都是如此变化莫测，一个月可以瘦10斤，但一个月也能长胖个十好几斤。
上周我和老妈干了一架，老爸在电话里头安慰道：“你如果想脱离你妈，那你就安个家，安个家，你妈就管不到你了”。
虽然我认为老爸有存在顺带着逼婚的嫌疑，不过我发现老爸说的是这么个理儿，这是目前我能摆脱老妈最快速直接的方法。
三岁那年，我老家修房子，将原本的平房推倒，砍掉了门前那颗我出生以前就种的核桃树，一栋二层的楼房拔地而起，也因此爸妈借了有几万块钱。
欠账当年，老爸就跟着同村人去了东莞打工。
第二年，估计是在那边打工确实能挣着钱，我老妈也踏上了农民工去沿海城市务工的热潮。
这七年，因为和老妈的矛盾、冲突太多，我总是在回想，我小时候有过特别想妈妈的时候吗！
多半是有的，孩子依赖母亲是一种天性。但这仅是成年后，我对于人天性的一种思考。
二十岁的我，从骨子里认定，我已经过了需要父母陪伴的年纪，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已经独立。在某些方面，也已显示出强于很多同龄人的独立生活能力。
我老家的“家”在一条乡村公路分叉的一条还算比较宽的小马路往里走两百米，小马路出来刚好是在乡村公路的半坡上，那段坡道大概有6、7百米。
住在小马路的那几户人家进县城，经常会选择往下走个三百米左右和坡下乘车的人汇合，或是向上走个三百多米和坡上的人一起乘车。
不然很有可能你在半坡上等了半天，也没有一辆客车停下，即便有司机师傅让你上了车，售票员阿姨也会在你耳边叨叨几句：“不知道动脚啊，距离这么近，也不走过去，两三百米就要停一次，半坡上停车又麻烦。”
我对老妈最难舍难分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老妈狠下心去东莞打工后，一家人从小马路出来送她。
如果不是这段残存在我脑海里的回忆，我似乎已经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是个不需要母亲的人。
那次，我只记得我一直哭，家里人在身后叫我回去。我没有，一直追着客车，直到看见客车消失在上坡后的拐弯处。
我记不清老妈后来是多久回来一次了，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三年。
对于母亲，我的印象变成了电话里的人。
在电话里和我沟通地亲密无间，答应我很多要求，寄很多新衣服、手表、书包、乔丹/特步运动鞋和各种新鲜玩意儿回来给我。
并且教导我：“小桔，你已经上小学了，要和男生同学保持一定距离；平时要爱惜自己的教科书，可以用报纸让公公（爷爷）给你包一下书皮；下课后不要随便把书和文具盒放在书桌上，要把它们整齐地放到书桌抽屉，把椅子推进书桌下面才能出去玩哦。”
对于见真人，我的记忆总是不那么美好。
一共两次，一次是老妈去东莞后第一次回来过春节，大概也许是两年后吧，第二次，我已经读三年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