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唐时期的两税，讲究的是量出为入。
其意思就是根据国家预计的支出，来规划征税，预算少，征税就少，预算多，征税就多。
说白了，田税是固定的，其就是授与朝廷对商税的加征权力，所以盐税越来越高，这样弹性的财政政策，很好的顾及到朝廷的开支问题，遭受苦难的就是百姓了。
如此一来，等到了百姓被剥削的极限，就是颠覆之时。
黄巢就是这样来的。
与普通的预想不同，古代的朝廷都是一群极其聪明的人，他们早就有了年度预算的准备。
在前唐时，一般都会根据去年的财政收入，来计划明年的支出，每一项军政支出，都会有详细的规划，若是皇帝准备打仗，那么来年的征税，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待秋粮入库后，对于来年的财政预算，就得开始规划了，这是户部的责任，也是整个政事堂的掌控。
比如，神武四年的军费问题，养着三十万大军，属于户部直接支出，一年耗费钱二百三十万贯，粮三百六十万石。
钱主要是给予军队的饷钱，以及军队戎装更替、兵器更换、马匹购买，帐篷，牛皮，牛筋等军事物资，还有许多锅碗瓢盆、盐、茶、醋等日常消耗，普通的军饷反而只占据一小部分。
说白了，五代时期扔一把木枪，然后从上万的炮灰中筛选几百个精锐的做法，只是无奈中的选择罢了，有钱的主都不会那么干。
因为人力也是一种财富无论是种田，还负责后勤运粮，都是最大的利用，纯粹充任炮灰是不值得的。
带兵打仗虽然是门技术活，但是，“军事”是一个更庞大的概念。
想要打胜仗，将军的韬略固然重要，但是，军队的士气、后勤的补给、士兵的装备、兵团的配合以及军令的服从度，在此提到的每一个条件都能影响到战局，而且这些都是最能反映出战争真实面目的因素。
李嘉自诩为大唐的继承人，自然对于唐军的许多方面进行继承改良。
比如，按照盛唐的标准，一伙十人的小队伍，就得匹配六匹驮马。
十个士兵的物资营帐全都放在驮马上，实在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就弄脚力健壮的驴子。
除此之外，小集体需要准备，帐篷、磨刀石、铁铲、凿子、斧子、钳子、行军床、行军锅、缰绳、马盂等集体工具。
这些加在一起，没有十几贯钱，是摆平不了的。
精锐部队，所需要的横刀、弓弩、铠甲，更不是一个小数字。
组建一个军队容易，但养一只军队就难了，而战争期间，其耗费就更重。
二百三十万贯的钱，其中约莫一百万贯，都交给了军械司，每年产出大量的铠甲、刀剑等，数以百万计，还要为战争进行预备储存。
粮食反而是简单的了，大量豆油应用，以及肉食的普及，导致粮食的消耗逐步降低，比如大米，肉和油总归是轻便运输的。
这也是李嘉一直要求的。
开支的第二大，则是对于官吏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