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我桌上孩子的照片，夸我儿子长得好，问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我说儿子在一中实验班上高二，他马上翘起拇指，“不简单，将来也能考复旦”。他告诉我他的孙子今年高三，也和我儿子一样上过私立初中，也在一中上学，但没在实验班。我问他需要明年高考时帮他找人吗？他很有点得意地拍拍他的通讯录说“不用，现在很多系里的负责人都是晚辈，都知道的。”哈哈，多么可爱的老人。
临走前他嘱咐我“多保重”，我倒是担心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一个个校友这么走访下来多辛苦啊，一个人出门要小心，更要保重。几天后在报社工作的校友转达王老对我的“赞誉”，说我“非常好”。我也请校友转达我对王老的敬意以及他为校友们付出心血的感谢。很惭愧我帮不上更多忙，难道就因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陪他聊了一会天？答应了他的约稿要求？我从他这里感受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校友情谊”。
时隔一个多月后，王老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的灰夹克、蓝裤子、绿军鞋，只是夹克里还套了军绿色的羽绒小袄和毛衣，提着发旧的蓝色环保袋。他脱下外衣，棕绿色的毛衣侧面竟然露出脱线的大洞。他一坐下就呵呵笑着给我笔谈，并未注意我在观察他的穿着。他身上唯一的亮点是一块白底镀金壳、咖啡带的手表，我坐下时凑近打量，竟然还是一块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手表。
他这次来访是想问我对自己的稿件再有无修改，我忙摇摇头，本来就平淡如水的经历，硬着头皮凑出千字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还夸我“你的稿子别人看过都说写得好”，哪还需要再修改？再怎么润色也包装不成“杰出人士”呀。他给我看已经收集到的稿件，每一份都在“收稿登记表”上做了登记，也都做了多多少少的修改。在一份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