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秘密消息一旦传来，我们听着有点毛骨悚然。寒窗苦读十多年，大学生活还没真正开始，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戛然而止，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毫无价值地陨落，怎能不让人唏嘘？
如何确保安全让我们离开无锡军营回到学校，从学校到部队自然高度重视，也高度紧张，我们被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动用部队专列回到学校。我记得在站台上班长特意找到我，说他其实很喜欢我的直爽、朴实，他对我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我谅解。我都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更没想到眼看火车已经隆隆开动了，班长拉着大家的手哭得竟像个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呀。
站台上除了告别的泪水，还混合着噪杂。放行李时简直乱成一锅粥，“对不起，我的包不能压，有泥人”，“不能压我的包，里边有东西”。那些鼓鼓囊囊的大包把行李塞得满满当当。无锡惠山盛产泥人，我们经常在附近老乡的院子里看到摆满形态各异的泥人。我也给爸妈买了个寿星和一对憨态可掬的阿福，这些泥人至今还精心摆放在我妈的桌上。
就这样，满载着我们军训记忆的专列载着我们离开无锡，堆积了一个月的情绪瞬间释放，车上叽叽喳喳好不热闹，等到上海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宽大气派的新客站已经启用了，而我们真正的大学生活才要开始。
检阅阅兵式的除了部队首长，还有谢希德校长。这位名震中外的大物理学家是个非常矮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非常和善地与高大威猛的首长站在阅兵车上，听着一个个方阵喊声震天地向她问候“首长好”，她要还礼“为人民服务”，这个场面非常有趣。我后来还在学校门口的橱窗里偷了一张谢校长检阅的照片。
阅兵式结束军训就彻底成了历史，我们的军服还穿了很久，一段时期里“战友”是被经常提及的名词。后来我们的班长来上海出差还来探望过大家，我们“全班”激动地陪他在校园里参观合影，那是怎样美好的记忆啊。
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我不管记着什么，同学、朋友都不会太吃惊，“录音机”、“录像机”是她们随时会给我的评价。不过我到底不是超人或者机器啊，况且我做过脑部手术，有些事情还真是想不起来，比如我军训的部队番号。部队发的印有五角星和番号的白色搪瓷缸锈迹斑驳地扔在我家老院窗台上，到现在我妈还用它浇花，但我真想不起来番号了，大概我对数字不是太敏感。好在部队番号本来就是需要保密的，这也是我唯一不需要再去追忆，在这里给大家交代的了。我写出这些文字只是想让心底最美好的一些记忆用文字的形式流出来，供大家分享。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