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
赵曙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
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职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
赵曙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考试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
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番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就在苏轼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治平二年，他的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和苏辙兄弟只得扶柩还乡，在家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看到师友纷纷被贬出朝廷，再加上对新法也有意见，当下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上书皇帝，谈论新法的弊病。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赵顼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他说：“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
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
赵顼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
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
苏轼决狱断案精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
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
皇帝听了，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苏轼见皇帝仍然信任王安石，坚持要变法，当下再次上疏皇帝，请求停止变法。
这一次，赵顼没有再召见他。
赵顼是铁了心想变法图强，专信王安石了。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皇帝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当下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
这事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之下，一无所得。
苏轼见王安石要整自己，当下请求出任地方官。
赵顼准许苏轼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宦海中，开始了他浮沉的生涯。只是他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他最惨的，而是还有更惨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