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宋军在杨延朗、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辽承天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城下，威胁北宋的都城东京，也就是汴梁。
史书的记载是“急书一夕五至”，使得北宋的朝廷惊惶恐惧，赵恒也慌张不已。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主张迁都金陵。
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
他们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应付辽国的入侵，当然，迁都前往他们的家乡之地，那对他们自然是最好的！
赵恒本来就无心抗敌，惶恐不安，听了他们的迁都建议，不知道该不该迁都。
只有身为宰相的寇准与毕士安坚决主张抵抗，反对迁都！
赵恒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
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当下却假装不知，厉声说道：“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杀头！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寇准的坚持，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
他为了消除王钦若等人对赵恒的影响，把王钦若从赵恒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根据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制定出了一套抗敌方略：“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宋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
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
另外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
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
面对如此局面，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
赵恒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
但朝廷内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另一名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赵恒亲征说三道四。
寇准力排众议，主张皇帝亲征，使得赵恒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
公元1004年十一月二十日，赵恒从开封出发，并命李继隆、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他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
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
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